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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西北,为何东北对中原王朝威胁更大?

时间:2019-08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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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东北威胁为何重于西北

 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对于中原王朝来说,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,可以说是最具威胁的了。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,但很不严谨,因为这个“北方”,其实还应当具体分为东北与西北,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主,是草原文明,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渔猎或农耕为主,阎崇年先生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金等政权称作是“森林帝国”,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。

  其次,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,还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就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胁,远不如东北地区的大。或者更进一步说,是唐以前,来自西北的威胁要重于东北,而唐以后则反了过来。

  唐以前,匈奴、突厥等频频扰边,给关中的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震动,可是唐以后,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,却变成了契丹、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。他们不仅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甚至攻陷其都城,将其灭国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变化呢?

  

  (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南下,毫无地形之阻,图为金灭北宋形势图)

  2.集体决策保证政权平稳运行

  笔者认为,要想全面回答此问题,就必须分别从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。

  一,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西北相比,虽属于后起之秀,政治文明不如西北发达,仍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遗风,但这样一种短板,恰恰成为了其政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之一。举个例子,匈奴与突厥看似崛起迅速,但这样一种崛起是极为脆弱的,草原上松散的部族,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,靠的多是个人的领袖才能。

 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,办事效率高,可是不好的一点是,一旦这个受到众人尊崇的英雄人物死去,那整个部族将会瞬间变为一盘散沙。比如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后,东突厥内部没有再推举出一个人来主持大局,而是迅速由群龙无首转成四分五裂的状态。

  可是东北就不同了,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内部虽和西北一样,都有主奴关系的色彩,可是在上层决策中,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轻易能说了算的。

  比如契丹人的大政会议、金人的勃极烈制度,清王朝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八旗制度。这些由高级贵族组成的决策组织,虽然是皇权成长的绊脚石,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内,却避免了整个政治集团因领袖人物死去而迅速瓦解的危机出现,使得最高权力能够平稳交接。换句话说,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内部集体决策体系的维持,让他们得以给唐以后的中原王朝造成更大的威胁。

  导致这样一种集体决策的原因有很多,我以为,东北地区独特的经济模式,是造成这样一种特殊权力结构的原因之一。渔猎经济与游牧业不同,他强调集体的参与和配合,因此很难出现个人权威这样的东西。

  这样一种经济基础所衍生的思维模式,也大大影响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权力结构的形成。比如努尔哈赤,在统一女真诸部过程中,他不是一味像草原民族那样“打到你服为止”,而是注重以联姻等方式缔结稳固的同盟关系,并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。当然,这也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。

  

不紊的崛起,显然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比西北更大的困扰。

  3.失去幽云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东移

  幽云地区的丧失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,也无形中加重了来自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威胁。早在秦汉时期,太史公在讨论天下大势时,就曾说“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”,这里的西北地区,实际上指的就是关中。当时人对于关中在全国的政治意义是极为看重的,政治精英们不仅在此建立了严密的政权组织,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,以形成对地方的优势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安史之乱。

  安史之乱后,华北地区因战乱影响经济残破,无法给中央提供足够的税收,而关中地区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的恶化,更加大了地方供求矛盾。为了供应都城所在地区庞大的钱粮开销,唐人加强漕运建设,将东南的大量财赋转运关中,以支撑帝国在西北的政治维稳。

  此时,东南地区经济价值的悄然上升,已经成为了中原王朝统治者临御天下过程中,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。唐亡后,关中地区因频繁的混战而败落,继承帝国大业的后周及北宋王朝,为了节约成本,便顺势将政治中心,转移到了靠近东南财赋地区的河南。

  没有了关中复杂山地地带的庇护,东移后的王朝都城,迅速处在了东北地区敌人的直接攻击之下。东北少数民族王朝南下攻打中原腹地,必要先由幽云地区进入华北平原。

  幽云地区原由唐王朝的河朔藩镇控制,河朔虽然桀骜不驯,屡叛中央,但在抑制契丹和奚等少数民族进攻中作用不小。可是,经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后,原先制衡东北少数民族的藩镇军事集团凋零殆尽,这便给契丹人南下扫清了障碍。

  失去了河朔的庇护后,华北平原一马平川,自然给其进攻减小了难度。例如宋真宗与徽宗时期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手,都是在一种极其被动的态势下展开的。开封城破固然有朝廷抵抗决心不足的原因,可是地形上的劣势,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  

  (真宗时期辽国大举南下,也险些让北宋倾覆)

  明朝建立后,也曾考虑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活跃,如将都城建在江南,虽然不用担心饿肚子,但却不利于及时掌控东北边疆的局势。因此,明成祖朱棣干脆把都城北迁到了北京,并以大运河来转运南方地区的物资,以供应京师需求,算是用了折衷之计。

  北京靠近东北“蛮夷之地”,自然又成为了少数民族围攻的主要目标。因此,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变换,也是东北少数民族威胁重于西北的原因之一。而造成中原王朝这一变化的,又与经济地理有关。此为第二点。当然了,读者朋友如有其他看法,还望不吝赐教。

  参考文献:

  欧文·拉铁摩尔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》 江苏人民出版社

  李零《我们的中国》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姚念慈《定鼎中原之路》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张经纬《四夷居中国:东亚大陆人类简史》 北京:中华书局

  

  1.东北威胁为何重于西北

 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对于中原王朝来说,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,可以说是最具威胁的了。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,但很不严谨,因为这个“北方”,其实还应当具体分为东北与西北,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主,是草原文明,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渔猎或农耕为主,阎崇年先生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金等政权称作是“森林帝国”,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。

  其次,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,还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就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胁,远不如东北地区的大。或者更进一步说,是唐以前,来自西北的威胁要重于东北,而唐以后则反了过来。

  唐以前,匈奴、突厥等频频扰边,给关中的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震动,可是唐以后,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,却变成了契丹、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。他们不仅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甚至攻陷其都城,将其灭国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变化呢?

  

  (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南下,毫无地形之阻,图为金灭北宋形势图)

  2.集体决策保证政权平稳运行

  笔者认为,要想全面回答此问题,就必须分别从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。

  一,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西北相比,虽属于后起之秀,政治文明不如西北发达,仍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遗风,但这样一种短板,恰恰成为了其政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之一。举个例子,匈奴与突厥看似崛起迅速,但这样一种崛起是极为脆弱的,草原上松散的部族,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,靠的多是个人的领袖才能。

 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,办事效率高,可是不好的一点是,一旦这个受到众人尊崇的英雄人物死去,那整个部族将会瞬间变为一盘散沙。比如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后,东突厥内部没有再推举出一个人来主持大局,而是迅速由群龙无首转成四分五裂的状态。

  可是东北就不同了,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内部虽和西北一样,都有主奴关系的色彩,可是在上层决策中,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轻易能说了算的。

  比如契丹人的大政会议、金人的勃极烈制度,清王朝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八旗制度。这些由高级贵族组成的决策组织,虽然是皇权成长的绊脚石,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内,却避免了整个政治集团因领袖人物死去而迅速瓦解的危机出现,使得最高权力能够平稳交接。换句话说,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内部集体决策体系的维持,让他们得以给唐以后的中原王朝造成更大的威胁。

  导致这样一种集体决策的原因有很多,我以为,东北地区独特的经济模式,是造成这样一种特殊权力结构的原因之一。渔猎经济与游牧业不同,他强调集体的参与和配合,因此很难出现个人权威这样的东西。

  这样一种经济基础所衍生的思维模式,也大大影响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权力结构的形成。比如努尔哈赤,在统一女真诸部过程中,他不是一味像草原民族那样“打到你服为止”,而是注重以联姻等方式缔结稳固的同盟关系,并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。当然,这也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。

  

不紊的崛起,显然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比西北更大的困扰。

  3.失去幽云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东移

  幽云地区的丧失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,也无形中加重了来自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威胁。早在秦汉时期,太史公在讨论天下大势时,就曾说“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”,这里的西北地区,实际上指的就是关中。当时人对于关中在全国的政治意义是极为看重的,政治精英们不仅在此建立了严密的政权组织,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,以形成对地方的优势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安史之乱。

  安史之乱后,华北地区因战乱影响经济残破,无法给中央提供足够的税收,而关中地区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的恶化,更加大了地方供求矛盾。为了供应都城所在地区庞大的钱粮开销,唐人加强漕运建设,将东南的大量财赋转运关中,以支撑帝国在西北的政治维稳。

  此时,东南地区经济价值的悄然上升,已经成为了中原王朝统治者临御天下过程中,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。唐亡后,关中地区因频繁的混战而败落,继承帝国大业的后周及北宋王朝,为了节约成本,便顺势将政治中心,转移到了靠近东南财赋地区的河南。

  没有了关中复杂山地地带的庇护,东移后的王朝都城,迅速处在了东北地区敌人的直接攻击之下。东北少数民族王朝南下攻打中原腹地,必要先由幽云地区进入华北平原。

  幽云地区原由唐王朝的河朔藩镇控制,河朔虽然桀骜不驯,屡叛中央,但在抑制契丹和奚等少数民族进攻中作用不小。可是,经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后,原先制衡东北少数民族的藩镇军事集团凋零殆尽,这便给契丹人南下扫清了障碍。

  失去了河朔的庇护后,华北平原一马平川,自然给其进攻减小了难度。例如宋真宗与徽宗时期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手,都是在一种极其被动的态势下展开的。开封城破固然有朝廷抵抗决心不足的原因,可是地形上的劣势,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  

  (真宗时期辽国大举南下,也险些让北宋倾覆)

  明朝建立后,也曾考虑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活跃,如将都城建在江南,虽然不用担心饿肚子,但却不利于及时掌控东北边疆的局势。因此,明成祖朱棣干脆把都城北迁到了北京,并以大运河来转运南方地区的物资,以供应京师需求,算是用了折衷之计。

  北京靠近东北“蛮夷之地”,自然又成为了少数民族围攻的主要目标。因此,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变换,也是东北少数民族威胁重于西北的原因之一。而造成中原王朝这一变化的,又与经济地理有关。此为第二点。当然了,读者朋友如有其他看法,还望不吝赐教。

  参考文献:

  欧文·拉铁摩尔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》 江苏人民出版社

  李零《我们的中国》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姚念慈《定鼎中原之路》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张经纬《四夷居中国:东亚大陆人类简史》 北京:中华书局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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